汉娜·阿伦特｜极权主义的起源

汉娜·阿伦特 Hannah Arendt 1906.10.14—1975.12.4 哲学家、政治理论家	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知识分子

汉娜·阿伦特出生于德国，在1933年为逃避希勒特对犹太人的迫害，离开故土，曾作为无国籍者漂泊在异国他乡多年，最终她到达美国，在那里得以度过她生命的后来时光。她是20世纪声名卓著的政治思想家，因为她是女性，也更加引人注目。

她的成名作是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，她引起广泛争议的则是她参与纳粹战犯审判而撰写的长篇报道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。不过，哲学家们更喜欢她的《人的境况》。两年前，德国人拍摄了纪实性电影《阿伦特》，纪念她不凡的人生，向阿伦特致敬。这种“待遇”在政治思想家中，是不多见的。

在今天的中国，对阿伦特的兴趣与日俱增。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共阅读领域，阿伦特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。据说阿伦特最初是作为海德格尔的情人被介绍给中国学人的。其实，阿伦特的爱情故事，并不比其他人的初恋更精彩。一方面，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马堡大学三十来岁的已婚教师海德格尔“激情思考”的魅力所折服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说是青年阿伦特的才思迷倒了海德格尔。这段注定无果的恋情持续了不到一年，阿伦特在无限的惆怅中决定放手，转学至海德堡大学，师从卡尔·雅斯贝尔斯。今天，人们心目中的阿伦特多半已不再是浪漫师生恋中的大一女生，而是一位具有极大勇气和一流心智的政治思想家。

阿伦特在中国的传播，与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和学习相连。然而，因为她的著作涉及对苏联体制的严厉检讨，她的著作的译介就不免姗姗来迟。就在十年前，阿伦特的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，只有台湾有中译本。阿伦特著作的陆续翻译出版，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。

文明的进程一定会有竞争，终点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生命遭遇。在历史中，这种不平等虽然会使人类感到痛苦，但每一次僭越人的界限，想追求绝对平等的乌托邦实验，结果都犹如提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面一样，是增加更多的痛苦。

试想，如果有这么一群阴暗懒惰的失败者，他们在经济、科技、军事、自由、权力等文明领域的竞争中，全面处于下风，而一个外来者的出现，让他们惊奇地发现，自己的失败有了一个最好的借口，那就是将自己的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人，这是何等的轻松与快意。当这一借口被披上神圣的宗教或革命的外衣的时候，懒惰失败者更加心安理得地沉迷于当英雄的幻象之中。不学习，不奋斗，不改善自己的制度与文化，就靠朝坦克扔石块就能当英雄，这确实是一大堕落的诱惑。

这其实是一种文明的病毒，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幽暗和堕落，它似乎与生俱来，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。在人类的文明史中，它始终如影随形。在不同的时代，它会找到不同的理由和理论而产生不同的变种，但实质都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自杀。向下的堕落总是比向上的修养要容易太多。

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一部人类文明史，就是不断与这种病毒不断作斗争的历史。在王莽的“以德治国”的乌托邦实验里，在许多农民起义的暴虐中，在太平天国的残酷与幻想中、在义和团歇斯底里的杀戮中、在德国纳粹那里、在红色高棉那里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病毒的蔓延带来的一场场反人类、反文明的瘟疫。

在传统社会，由于天然的地域阻隔和相对自治的社会单元，使得这种病毒的渗透能力不可能太强，闹过一阵子便会偃旗息鼓。而到了传播和控制力更强的现代社会，这种病毒的破坏力则惊人地爆发了出来。极权主义就是这个病毒的现代变种，给20世纪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。

汉娜·阿伦特在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一书中，对其进行了剖析。她认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言论控制和灌输仇恨，他们要不断制造一个虚拟的敌人，将其描绘得异常凶恶，并且无时不在、无处不在。并利用高度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，制造恐怖气氛恫吓人民使之俯首帖耳、强化自己“人民保护者”的形象。在纳粹政权时代，这个“恶魔”就是犹太人；在哈马斯那里，这个“恶魔”就是以色列的存在。

当然，他们设立的这个宏大目标是永远不能达成的，因此，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，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运动，其根本特征在于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，斗争，再斗争，永远没有休止。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，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，便将宣告破产，运动停止之日，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。为了使斗争进行下去，便需要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谓“敌人”，作为斗争的对象。

正因为如此，极权主义从其一开始运行起，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
来源知乎：作者逆行斋主，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硕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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